《易经》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在中国山水画学习和探求中，王学军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刻苦执着、自强不息的践履者、“苦行僧”。

　　十五年前，我和学军同住一院，那是一个典型的院中院、三家院。三户人家，三间房屋，学军住在中间，房子略小，大约十五、六个平方米。三家十口人，相处融洽，邻里胜金，整天你来我往，你借我送，嬉戏说斗，热闹非凡。在这热闹的背后，谁又能想像得到学军那令人折服的平静，孤寂而执着的奋斗精神、艺术情怀。每当中午下班，学军总是显得十分匆忙，饭碗一丢，便拿起画笔，投入那职痴如醉的临摹创作之中；每至深夜，别人都已沉睡，而此时正是学军挑灯夜战，挥泻丹青的最佳时刻；每天清晨，天还没亮，大院便响起了那不成旋律的脸盆牙刷交响乐，过后又是一片静寂，此时学军便开始了一天的第一次创作。那时的学军已近不惑，但其精力过人，每天休息五六个小时而不知倦。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才逐步了解到了其间的缘由和动力所在。学军幼喜爱绘画，高中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一直十分渴望能有机会学习中国画。但由于在基层工作，条件太差，求学无门。198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学军到了省城工作，正是这“龙门一跃”，成就了学军的艺术人生。1987年他报名进入黄山书画院，这时他自感岁月蹉跎，当加倍努力；深知亡羊补牢，一天自当两天用。因此，他以“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珍惜时间就是珍惜生命”为自勉，听讲座、做笔记、写心得三管齐下，临摹、写生、创作的基础。初入画院时，他对水墨的认识是一个标准的门外汉，很多知识都不懂，由于求知心切，举手向老师提问常常引起哄堂大笑。但他不气馁、不灰心，相反，尴尬的场面更坚定了他学习的信心和决心，同时也给了他诸多启迪。他深知学习是一个由不知到知，由知到深知，由深知到感悟的过程。只要勇敢面对，坚持下去，总会有一天柳暗花明、阳光明媚。时间如梭，转眼间学军钟情丹青近二十年。二十年来，春夏秋冬，星转斗移，他咬定目标，不改初衷。学军的时间板块十分明显；八个小时的工作，八个小时的休息、处理家务和事务，八个小时的创作。特别是后一个八个小时，那是铁定的、神圣的。八个小时，如若遇有特殊情况而担误，第二天准是设法把它补回来。如果出差，便带上“家伙”，携起“行李”，从不搁笔一天。学军就是这样在艺术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地走下去，一天一天地走过来。他走的辛苦，也走的踏实；走的坎坷，也走的成功。1992年，也就是学习国画的五年后，他斗胆地只身深圳举办了个人画展，受到深圳同行的一致好评，也结交了不少画界朋友；1996年，他应邀再次赴深圳举办个展，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不少企业界人士争想选购，深圳各媒体均作了报道。其后，学军频频获奖和入选大展。1995年《铜墙铁壁》入选北京“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书画展”，1996年《黄山秀色》获司法部“金剑文化工程美术奖”，1997年《黄山松》获文化部“迎港归书画大赛”佳作奖，1998年《听泉图》被省政府选作礼品赠送给日本代表团；1998年《黄山探幽》被香港浸会大学收藏，2001年《十月金秋》入选《人民艺术家》，2003年《皖南农家小院》再次获得司法部“金剑文化工程艺术奖”。2003年在全国发行王学军国画作品个性化邮票一套共十六枚。

　　重个性、重意歆、重变化、重表现、重境界，纵观学军的山水画，我们可以产生这样的感觉。如果进一步挖掘他的艺术底蕴，不难发现，对“造化”和“心源”的辩证把握，是他取得成功的认识论上的原因。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陈姚最在《续画品》中提出了“立万象于胸怀”和“心师造化”的命题。唐代张璪进一步明确表述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历代名画记》引）。造化者，作为绘画者的客体大自然是也，心源者，以心为源也，即发乎主体的思想、意念、情感、修养。心源是师法造化的基础，造化是画家之心所师法的对象。心源不高者，在师造化的过程中将无法得到造化的精灵；但倘不在长期的师造化中陶冶性情，心源也难以提高。任何成功的中国画家，其主体精神都必须具有这两要素，即作为胸襟学养的“心源”要素和作为生活实践的“造化”要素，以高雅的胸襟学养去师法造化，可以发现一般人无法得到的性灵陶冶和自然美的享受，从而获得艺术美的创造能源；注重师造，与山水为伍，与天地同参，也可以使自己的心胸得到净化，得到开拓，使心源得到进一步的发掘。学军深谙此理，并实践之、深挖之，孜孜以求之。近些年来，学军倾注于历代画风和画理的研究，以此来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感悟古人的精髓之所在，并且不断地、一点一滴地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之中。他的文化积淀和生活积累，在同龄同步学画者中是个佼佼者。当然最让人悦服的还是他踏遍山山水水，投入现实生活的精神。学军供职于机关，时间对他来说十分宝贵。但画山水，须得有激情、有冲动，冲劲和激情从何而来？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千山万水之间。这些年来，学军只要一有时间，就背起画夹外出写生，黄山支岚之中有他的身影，武夷山瀑布之下有他的步履，三清山幽谷中留下了他的笑声，九华山峰巅上留下了他对云打座的印迹，还有那五台山、恒山、云岗石窟、平遥古城、周庄……前不久他又带领司法行政系统15位书画爱好者赴天堂寨集体写生，收获颇十。可以这样讲，学军的山水画的他“行万里路”，师法造化的结晶，更是他的情操、精神和审美情绪的创造性的体现。在造型方面他对“形”与“神”关系的创造性应用是他取得成功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古代画论中对形神关系多有论述，形与神是相辅相成，相互依赖的关系。有形而无神，形则死；反之，存神而无形，更加不可能。因为形是神的物质载体。神，无形无色，它必借形来栖身，亦如人之灵魂，必借人体来寄托。在这一点，古代书论是十分理性的。“夫精神者所受于天，而形体者所禀于地”（《淮南子·精神训》）、“神贵于形也。故神制而形从，形胜则神穷”（《淮南子·诠言训》）、“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淮南子·原道训》）。正因为如此，所以“作画，得形易，得神难”。（邵梅臣《画耕偶录》）、“随手写出，皆为山水传神”董其昌《画祥室随笔》）、“凡物得天地之气以成者，莫不各有其神，欲以笔墨肖之，当不惟其形，惟其神也”（沈宗骞《芥舟学画编》。学军在山水画创作中关注神意，极力表达神似，同时用各种表达形式去为神意服务，于是他笔下的山是多情的山，水是多情的水，所表达的物象自然而然给人带来一种新的审美观念。其实，创作山水画，不管你采取什么表达形式，其灵魂还是在于气势的磅礴和意境的深邃，线条也好，色彩也罢，或是构图，或是留白等，这些都只有是绿叶，不可能成为红花，它们只能为红花服务。在山水画中，红花是气势和意境。学军十分敏锐地意识到了山水画的内涵和外延，所以能十分从容地出没在自由王国里，能无拘无束地润笔放纵和细笔勾勒结合起来，其画作，显午淋漓酣畅、清新可人，表现了一种以个性抒发为显著特色的画面。近年来，学军比较注重重新理解运用传统笔墨与现代绘画理论之间的有机联系，寻求形色的强化。他还把西画的色彩融入水墨画中，并努力提高水墨画的装饰性，以上来努力表现大自然的美，增强中国画的艺术魅力。学军在创作上的成功，还得闪于他对“常”与“变”的深刻理解。常与变体现了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的统一。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体现中国画艺术规律的不变之“道”，决定了艺术的无穷之变，变中之不变，不变中之变，互为因果，二位一体。学军守中国画创作中的不变之“道”，在继承传统上不断深化、挖掘，在临摹古人作品方面下了不少“苦功夫”，特别是清代王时敏、王鉴的山水作品，干墨、淡墨、枯笔、涩笔的结合，含蓄内蕴、气韵生动的特点，更是他的取法重点，并常临常新，常悟常临。学军明中国画中的变化之“理”在创新和现代感方面用了很多“活”功夫。他坚持在骨法用笔的基础上，把墨法用笔、色法用笔、水法用笔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拖泥带水的皴法引入到笔法中，以此来追求画面的生动和透明。为了锻炼自己的笔法，做到骨法用笔，同时丰富山水画的用色，他还练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工笔人物和花卉，希望通过这种锻炼，能对山水画的创新有所帮助。他在山水画的创作中，喜欢留白，并常常用白去析力地表现黑的艺术效果。白为无形，黑为有形；白为无色，黑为有色；白为无笔处，黑为有笔处；没有笔墨便没有画，但处处有笔墨而无白，同样也没有画；有笔墨处是为了无笔墨处而存在，无笔墨处也是为了有笔墨处而存在。中国画讲究“计白当黑”，在特定情况下白比黑更重要，虚比实更重要。中国画讲布白，而不讲布“黑”，其道理也正在于此。学军对“白”的追求作为他中国画创新的一种重要方式，把“白”作为一种美的表现形式去把握，从而在空白中表现出艺术的大千世界，在“虚无”中表现出沉甸甸的艺术含量，给人留下了丰富的想像空间。

　　“造化”与“心源”的辩证把握，构建出理性主体；“形”与“神”关系的创造性运用，构建出形象客体；“常”与“变”的深刻理解，构建出内涵本体，——这正是学军在山水画创作中的三个支撑点。也正是对这三个支撑点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使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中国画力来重视画家的人品，人品高下又在于修养的高下。“人品不高，落墨无法”（文征明语）、“笔格之高下，亦如人品”（张宗骞《芥舟学画编》）。学军十分注重人品的修炼和人格的提升，他随和平易，不与人争；随遇而安，温良恭俭，以一种平静、平常心去对待他人、对待社会、对待艺术，是一个典型的“只管耕耘，不问收获”的人。他在回忆自己艺术人生时这样写道：“人生是渺小的，生命一闪即逝。在艺术的海洋里遨游，是人生的一大享受。不要对自己定什么宏大、高远的目标，踏踏实实地往前走，只要自己尽心尽力去做就行了。”这朴实无华的语言正是学军艺术追求和精神境界的真实写照。是呀！人生在世，能活出感觉、活出质量、活出价值，足矣；同时，只要坚守承诺，“踏踏实实地往前走”，就一定能够走出成功，走出辉煌，走出一个大写的自我，走出一片新的广袤的艺术天地。

 张学群，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安徽省书法家协会第四届主席、安徽省直书画协会主席。现任安徽省书协名誉主席、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文章作者为原安徽省书法家协会主席）